工人阶级必须如同团结农民一样，很好地团结这些劳动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运行状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制度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宪法劳动权具有明显的社会权特征。冯彦君的《劳动权论略》。
劳动权是由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权利体系，包括工作权、休息权、报酬权、职业培训权等。[10]香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及政策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4期。不仅是劳动权的主体在宪法层面和劳动法层面有不同的含义，关于劳动权的客体，即什么是劳动？在宪法层面和劳动法层面也具有不同的含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断强化着我国的宪法劳动权的自由属性。关于劳动权的主体，该学者也注意到宪法与劳动法的不同规定，即我国宪法规定劳动权的主体为公民，而劳动法则将其适用范围设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
当国有经济部门通过重组排斥劳动者时，约80%—90%的再就业者进入了私营和个体企业，或者从事自我雇佣，非正规的、未注册的部门成为城镇劳动力增长最快的部分。而所谓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而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运行对此发挥决定性作用。人们普遍认为，五四宪法将中国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一个新生政权的立国原则与精神，因而开创了我国宪政的新纪元，是我国宪政的基石，为我国走向宪政之路指明了方向，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寄托了民族的历史梦想。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曲解。并认为，之所以西方的宪政文化到了中国就会变味甚至变质，就是由于中国的统治者们包藏祸心，他们不可能退出权力的绝对场，行宪只是一道消弥革命而保全己身的挡箭牌而已…… 诚然，从世界范围内的宪政实践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西方首先兴起的那种通过限制权力而保障人权的宪政价值理念，的确是目前人类文明发展而通往自由之路的最佳选择。张先生明确地指出，改良派既没有形成系统的观点，更没有付诸政治实践的勇气和魄力，他们虽然对运用西方议会制度来改造中国充满信心，但总的认识是肤浅的、朦胧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
⑵至1979年，张先生又与曾宪义先生合作出版了《中国宪法史略》[1]，这是张先生关于宪政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张先生指出，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君上大权，虽然以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但由于其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天皇权力的条款，使得其君主权力更加漫无约束，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宪法》时所说的国王用这个宪法给自己钦定了新的特权。
同时，还弹劾贪赃枉法、腐败无能的官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第13册，张国福等著：《法律史料考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长期以来，传统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将《钦定宪法大纲》视为清廷立宪的又一欺骗闹剧，是谓堵革命派和立宪派之口实之典型法宝。 注释: ⑴笔者此处所谓的舶来品，并非指宪政就是西方独有的事物，更非指宪政只专属于西方。
对五四宪法的肯定固然是张先生出于历史语境论和学术良知的分析结果，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沧桑经历的那一辈学人的情感所在，但以笔者看来，在当代学界对五四宪法的几乎普遍的叫好潮流中，张先生的学术魅力在于依然追求着其独立的学术品格，理性而冷静地从法律史的高度而非宪法具体文本的微观细末之处，对五四宪法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学术批评，显然这跳出了某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辉格解释，从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改良派的议院思想相联系，清廷在预备立宪中相继设立了谘议局和资政院，以作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这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学术胆识和学术良知，也表现了一个学者在历经风雨后所具有的浓厚的宪政情怀。而至袁世凯反正拟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之后，因人立法中的以法限孙之嫌疑遂迅速向以法限袁过渡。
比如缺少一定的民众基础、知识精英占绝对多数等。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嘲笑。
而对五四宪法的特点之论，张先生则继续展示了他归纳问题时一贯具有的高屋建瓴、精炼得当的学术风格，从中外制宪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贯穿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归纳[2]。而近年来，更有一些学者参加到此探讨中。
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十日），上午9时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由监选员刘之洁监视先开推举票，揭示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候补者三人，即孙文、黎元洪、黄兴，接着到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投票选举，孙文得十六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1]。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笔者在对本书每一次的阅读中，都会感慨张先生在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下那种关注、体验历史细节的学术风格。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古代皇权会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权力制约，即天理、家法、官僚集团[4]。二是要理顺宪政与法治、人权的关系。而让笔者最为感触的，也是最为值得赏析的，是将中国近代的立宪运动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谢红星的论《钦定宪法大纲》对君权的限制及其被误读，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等。虽然讲白话文之一种文体问题，亦不能不归因至于图富求强宗旨，溯其渊源，脉络至明。
因此，辉格解释对历史事物必然是一种人为的苛求，容易导致一种简单的否定性评价。⒀如康有为之前文引说，其他如顾敦揉的《中国议会史》（1931）、谢振民的《中华民国立法史》（1937）、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1939）等均持限袁设制说。
关于中国近代宪政问题的现代众多论者，就是这样以西方宪政的价值模式和尺度去简单衡量中国近代的宪政事物，从而进行了批判、否定、责问、甚至嘲笑的评价。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特别是随着文革的到来，宪政却成为了一个死亡之岛，无数的宪政追求者被革命猛兽所吞噬，所谓宪政的情怀又是何等的惨烈。
站在历史语境的土壤上，张先生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表达了他最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宪政运动的负面，特别是强调我们今天必须对宪政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3]此可谓一语中的，也正和张先生一直主张的学术观点相成。正如前述，概因人们于此两种机构仅为立宪道具而对立宪无甚重要推动之认识。上述两个修正提议，第一个代表会当天即议决批准。
如果该书对《钦定宪法大纲》的评析就此打住，笔者也就不以为然了。限于篇幅，现选取本书所论及的若干重要内容进行评析。
我不知道张先生在写作该著时是否已有强烈的方法论意识，但本书的客观表现就是浓厚地体现了历史语境论。张先生指出，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还处于相对劣势、西方宪政和宪法观念还远未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传统纲常名教的网罗还没有被完全打破、清廷所取法的日德宪法本身充满维护君权的保守性等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宪法大纲所具有的特性。
（二）关于《钦定宪法大纲》的评价问题。张先生认为：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反映了处于危殆的统治者的自救策略，但也反映了改良维新与固守传统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以及中国本土法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法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因而在中国近代宪法史上是首创的第一章。
在我看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张先生的《中国宪法史》恰恰就是体现了历史语境论这样一种方法论。[2]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2月3日（农历十月十三日），议决事件即为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22人签名通过[11]。虽然也有一些宪法学者指出五四宪法的某些不足，如没有保证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缺乏必要的监督保障、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理论上的支撑等，但总体来说，这些批评不仅微弱，而且大都只限于具体文本或细枝末叶，因而往往被淹没在人们出于某种现代辉格解释之嫌疑的一片赞誉汪洋之中。
如果我们仅仅是站在人权的山头，拿着西方宪政的模尺，去衡量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法体制的改革得失或革命成败，就有可能落入以今论昔的陷阱，犯下辉格解释的错误。第三，克服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树立宪法权威的观念。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参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虽然学术的政治性从政权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上言有其必要性，但毋庸置疑，辉格解释下的学术由于过于注重从政治利益出发，往往会跳过种种历史环节，从而遮蔽了某些历史真相。
然而最近十来年，学界似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众多研究者纷纷给《临时约法》贴上了因人立法的标签，并从宪政真义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否定性评价，认为由此开端，因人立法成为中国近代宪政史的重要教训之一。如果《临时约法》此种因人立法之前提的确成立，那么无论对其赞赏抑或批判，其实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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